拍紀錄片，往往是跟時間賽跑，不是短跑，是一場漫長而孤獨的馬拉松賽程。
在有限條件和困境中做選擇
許多觀眾看完《造山者》後，常會跟我分享「沒想到科技的故事也可以這麼溫暖啊！」其實我創作這部紀錄片自始至終，從不認為自己只是在拍科技、說晶片的故事，我關注的是人在歷史脈絡下的處境，是他們如何在有限的條件和困境中做出選擇？又如何承擔選擇帶來的挑戰和使命？
故事需要醞釀，人需要相處，時間不會配合我的拍攝計畫而加快腳步，或等我追上。我的作品都拍得慢，許多作品，若沒有幾年的累積，是無法真正成形的。這樣的創作方式，考驗的不只是體力，更是意志力，但我始終相信，時間能釀出不同溫度的故事，讓情感更有重量。這樣的拍攝態度，也延伸到我與科技前輩們的相處。許多人認識的他們是理性、冷靜、成功的工程師或 CEO 形象，但我看到的，卻是他們彼此之間的革命情感、家國情懷，和捨我其誰的使命和豪情。
面對台灣處境，向未來提問
所以這幾年來，我面對這段歷史的視角不斷後退，從關注一群前輩工程師與決策者，退到一個產業結構，再退到一段國家歷史，最後退到凝視台灣處境。
這個「退」，不是抽離，而是重新對焦，找到敘事的觀點。當敘事不再只是停留在成功者或高光時刻，歷史的脈絡才會真正浮現。尤其從2019 年拍攝到 2025 年，又正好遇到了疫情、美中貿易戰升溫、地緣政治危機、俄烏戰爭、AI 應用崛起、川普總統再回歸等重大國際級的大事件，在在都讓《造山者》的故事不能只看產業，只看到成功，而是更逼著我們去面對台灣處境，甚至是向未來提問。
讓國際從文化作品理解台灣
在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院的映後論壇中，長期研究民主與台灣議題的學者 Larry Diamond 指出，過去國際社會談論台灣與半導體，往往只停留在數據、產值與地緣政治風險，但《造山者》最重要的貢獻，在於「人性化」了這段歷史。他形容，這是一部關於友情、合作、信任與集體冒險的作品，是一群人如何在高度風險中，共同想像未來、共同承擔責任的故事。
因此，我愈來愈清楚地感受到，這部紀錄片已不再只是「對內」的歷史書寫，也逐漸產生一種「對外」的文化效應，讓國際社會有更多機會，透過文化作品理解台灣，透過晶片認識台灣的造山者精神。
（作者為本片導演，榮獲 2026 年第七屆總統創新獎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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