原來，八十年前的台籍日本兵，不只被派到燠熱的南洋，也去了冰天雪地的西伯利亞。1845 年八月日本宣布投降後，日本兵變成戰俘，這批去了北國的台灣子弟，就此活在矛盾與衝突的歷史鴻溝……。
返國後受到政府嚴密監控
《紀錄觀點》2025 壓軸新片《冰封的記憶》，導演許明淳沿著西伯利亞鐵路，踏過冰天雪地，跨越河流與海岸，追尋台籍西伯利亞戰俘昔日的足跡；他也走訪台灣、日本與俄羅斯的山野與城市，踏查遺址、拜訪親屬，並與三個世代展開跨越時光的對話：關於認同與傷痕。
比起派遣到南洋的台籍日本兵，從西伯利亞回歸日本或者台灣的兵士，都受到政府的嚴密監控，因為他們曾經在蘇聯的戰俘營受到共產主義的思想教育。戰後定居日本的吳正男直言，「我那時候不是討厭蘇聯或者史達林，而是，反對美國。」「在蘇聯待得越久的人，回來求職都被討厭。」
認同是他們的另一個難題
日本投降後，史達林把蘇聯境內60萬名日本兵送到西伯利亞去伐木以及建造鐵路，其中台灣人可能有五百多人，但確切查到名字的只有19 人。
這批台籍日本兵好不容易從戰俘營逃生，卻得面對戰後共產／非共產陣營的敵對警戒，前台籍日本軍官許敏信的女兒說，當時，住在台北的祖父不准爸爸回家，許敏信從此定居日本。
然而他們就此成為日本人嗎？「認同」是他們的另一個難題。將近百歲的吳正男，在日本居住超過一甲子的歲月，但至今沒有歸化日本籍，「日本是母國、台灣是祖國。」他說。
認識不同階段的歷史記憶
而1948 年回到台灣的陳以文，面對的是另一個更複雜的認同難題。他的兒子陳明亮是受國民黨「反共抗俄」教育長大的，「我看日軍侵華，日軍偷襲珍珠港，這都是不可原諒的。」「西伯利亞就是蘇俄的，蘇俄從清朝開始就侵略中國。」陳家父子之間無法對話。
西伯利亞的台籍日本兵，這麼糾結的歷史議題，這麼遙遠的時空跨距，「那我為什麼還要繼續做這樣的事情？答案可能是因為我是一個有身分認同焦慮的台灣人吧。對我來說，身分認同焦慮好像一種病，而我對抗這個病的方法，就是重新去認識不同階段的歷史記憶。」原來，導演許明淳拍攝《冰封的記憶》，正是因為心底那份灼熱的驅動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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